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内容摘要]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镇压与宽大政治斗争策略的萌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镇压与宽大政治斗争策略的形成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镇压与宽大政治斗争策略的发展时期，提出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内容；建国初期镇压与宽大政策发展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1956年正式定型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内容更加全面、具体，以后这一政策逐渐适用于各种刑事犯罪，从此成为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其内容从早期的政治斗争策略逐渐发展成为应对各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但如何消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政治斗争策略色彩，还是需要大力研究与实践的问题。

[关键词] 镇压与宽大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它的形成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又经历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一个政策的过程）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过程，它最早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镇压与宽大的对敌斗争策略，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策略色彩。1956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正式定型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内容更加全面、具体，以后这一政策逐渐适用于各种刑事犯罪，从此成为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我国刑法“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这一基本刑事政策，遗憾的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了这一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根本意义就是，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同，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在认定处理上宽严结合，有宽有严，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笔者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更全面论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及其内涵的演变。

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

（一）镇压与宽大政策的萌芽时期

1、毛泽东提出对土豪劣绅实行区别对待政策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为了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必须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采取多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使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总结了农民打击地主、土豪劣绅的各种方法，如清算、罚款、小质问、大示威等。同时，也指出了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必须采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对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1] “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2]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具有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内容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坚决抵制和批判“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对敌斗争方面的错误政策，并使镇压与宽大政策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在对待富农政策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区分一般的地主富农和反动的地主富农，必须予以镇压的是那些有反革命行动的反动地主富农。在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方面，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第6号训令，确立了反革命罪犯处理原则；1932年4月的第11号训令规定了审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程序，为各地修订起草肃反条例与法令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4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签署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代表性法规和立法司法经验的结晶，其中明确规定，对于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罚。对于那些严重危害人民的重大反革命分子、首要分子和再犯分子要严惩，甚至判处死刑；而对那些被他人胁迫以及自首、坦白和立功的分子，则规定减轻或免除其处罚。在该条中虽然还未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的政策，但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有效地打击反革命、分化瓦解反革命分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一般认为该条例中已经体现了镇压与宽大的内容。

与当时中央苏区的对敌对阶级分子政策主张相适应，其它革命根据地为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惩办其他犯罪分子，保卫工农民主政权，相继发布了许多法律性文件，都对镇压与宽大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如《鄂豫皖区六安县第六区肃反条例》 (一九三O年四月)，《湘赣省苏区惩治反革命犯暂行条例》(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公布)，《湘赣省苏政府自首自新条例》(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川陕省没收条例》(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执行条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反革命自首的条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等。

（二）镇压与宽大政策形成时期：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内形势的变化，为最广泛地联合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对付反共顽固派和日伪汉奸的进攻，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其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一文中，鲜明地提出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这一总的精神指导下，毛泽东指出：“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3]

1942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各抗日根据地执行宽大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政策，同时提出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的界限：“各抗日根据地发布的施政纲领或其他文件曾宣布：对敌人、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这里是提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的只有一个宽大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这样，同时提出的两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实行的。但各地有些同志只作片面的了解，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对于一切破坏民族利益的份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凡属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抗日政党的利益者，都是破坏民族利益的份子。对于此类破坏份子，如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即无异帮助敌人。对于此类份子，采取放任态度，并谬施于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脱离群众的。凡在此类份子的行为上，已经证明是坚决破坏民族利益者，即应依法严惩，绝对不应放任。只有那些真正表示改悔者．才应采取宽大政策，而对于一切曾有破坏行为，但是真正表示改悔确有证据者，我们则必须采取宽大政策。在实施时，又必须区别首要份子与胁从份子，在首要份子中真正表示改悔者，也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在胁从份子中真正表示改悔的可能性最大，过去经验证明也最多。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在惩治破坏份子时，主要的应是惩治那些首要份子，其次才是惩治那些胁从份子。同时，我们的宽大政策，主要的是施于胁从份子，其次才是施于首要份子。总之，以表示真正改悔与否为决定政策的标准。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应根据本件作明确正当的解释，并根据此种解释去实事求是地、有分别地实行镇压政策与宽大政策，而镇压与宽大应同时注意，不可偏倚的。”[4] 在此，镇压与宽大还是两个政策，分别对不同的人实行：镇压政策主要适用于那些首要分子，宽大政策主要适用于那些服从分子。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 ，其中明确提出，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宽大政策。其中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纷纷制定相应的法规打击不同性质的犯罪。如《晋察冀边区汉奸自首单行条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年制定了《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一九四O年十二月三日公布施行)，《晋察冀边区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办法》(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公布)，《苏中区伪政权伪组织人员悔过自新暂行办法》(一九四五年七月公布)等等，均根据当时犯罪的具体情况和政策精神制定的，其中更为具体地体现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精神，这是镇压与宽大政策形成时期。

（三）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发展时期

在镇压与宽大政策的萌芽、形成时期，镇压与宽大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政策，针对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很模糊。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的产生完全出于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色彩。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还没有被明确认识到，阶级斗争实践中也没有处理好。在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发展时期，镇压与宽大政策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已经被比较科学地揭示了出来，并且逐渐发展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内容更加具体，但依然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强烈的政治斗争策略的话语色彩。

1、提出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一时期，镇压与宽大政策由于其内容已经具体化，因此这一政治斗争策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已大举反攻的时候，毛泽东又反复指出，在向反动派的斗争中．必须坚决贯彻镇压与宽大政策的思想。他在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文中指出：“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5] “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6]“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7]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其《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再次强调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指出必须避免种种冒险政策，主张严格区分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和官僚资本、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区分大、中、小地主、恶霸与非恶霸，在处理上应有所不同。同时指出：“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程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 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干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干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8]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9]
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


荆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荆门市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的通知


　　荆政发[2007]2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屈家岭管理区，荆门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

　　《荆门市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已于2007年9月10日经市七届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荆门市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项目是指：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建设项目；

　　（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专项建设项目；

　　（三）政府担保、政府融资和利用国债的建设项目；

　　（四）预算单位非税收入建设的项目；

　　（五）转让、出售、出租、拍卖国有资产及其经营权所得国有资产权益收入的建设项目；

　　（六）利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建设的项目；

　　（七）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利用国家补助资金建设的项目；

　　（八）接受、使用社会捐赠资金，包括接受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企业、个人捐赠并委托政府部门、国有单位实施管理的公益性建设项目；

　　（九）政府以其他形式投入的建设项目。　

　　第四条市、县（市、区）审计机关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总预算或者概算的执行情况、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年度决算、项目竣工决算实施全过程的审计监督。　　

　　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供货等单位的财务收支，应当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建立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库，将所有政府投资项目全部纳入审计监督管理。

　　第五条审计机关应设置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审计人员依法按程序进行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政府投资审计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审计机关可根据需要按照相关规定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和聘请其他社会审计力量参与审计。审计费用按物价部门的规定收取。

　　第六条审计管辖范围按政府投资项目主体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或者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关系确定。　　

　　第七条发改、建设、财政等部门及其他与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协助审计机关实施审计监督工作。

　　第八条审计机关应根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编制年度审计计划。　　

　　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和对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较大的，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政府投资项目，由审计机关直接进行审计。

　　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由审计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聘请专业人员参与审计，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进行指导、监督。

　　第九条建设单位及与政府投资项目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完工后90日内向审计机关提供下列与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相关的资料（含电子数据）：

　　（一）建设项目前期评估、征地、拆迁、勘察等资料及项目概、预算编制资料和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建设项目招投标资料和合同文本；

　　（三）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施工图纸、竣工图、设计变更等；

　　（四）工程结算资料及工程价款支付资料（含各类协议、纪要、签证、竣工验收报告等）；

　　（五）工程项目竣工决算资料及财务会计资料；

　　（六）建设项目内控制度资料及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第十条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在施工合同中列明下列内容：　　

　　（一）必须经审计机关审计后方可办理工程结算或竣工决算；

　　（二）在审计机关出具审计报告之前，预付工程价款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80%。　　

　　第十一条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调整建设方案、变更设计、增加隐蔽工程量、调整特殊材料和设备价款等超过合同总价5%以上的，建设单位应及时告知审计机关。　　

　　第十二条审计机关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计监督，具体审计事项包括：　　　

　　（一）建设规模和标准是否符合经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调整投资概算或者预算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总投资是否按批准的概算进行控制，有无擅自调整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兴建概算外工程等情形；

　　（二）概（预）算编制有无多计工程量、高套定额、高取费用等情形；　　

　　（三）资金是否按规定及合同约定条款拨付，有无摊派和违法集资、收费等情形；

　　（四）有无侵占、挪用、转移、截留资金等情形；

　　（五）确定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供货等单位是否依法经过招标投标，招标投标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上述被确定单位是否有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形，其与项目直接相关的财务收支是否真实合法；

　　（六）有关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和终止是否合法，是否约定保留一定比例的待结价款；

　　（七）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是否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内容是否真实，量价是否明确，计价是否符合招标文件、合同和其他计价文件的规定；

　　（八）工程造价结算是否真实，有无虚签变更记录、虚报工程量、高估冒算、多结或者少结工程价款等情形;

　　（九）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保管、使用手续是否完备，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有无损失浪费的情形；

　　（十）建设成本的核算、归集、分配是否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

　　（十一）债权和债务是否真实，有无呆账、死账、长期挂账、擅自冲销往来账目等情形；

　　（十二）是否按照规定计提和缴纳有关税费；

　　（十三）竣工决算报表和竣工决算说明书是否真实、合法；

　　（十四）基建收入的来源、分配、上缴和留成是否真实、合法；

　　（十五）尾工工程投资和未完工程量是否真实、准确；

　　（十六）其他需要审计和调查的事项。

　　审计机关根据需要，对前款所列事项可以进行全面审计，也可以进行多项、单项审计或者审计调查。

　　第十三条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审计，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被审计单位工程概（预）算、工程造价结算及与政府投资项目工程成本造价有关的资料等；

　　（二）检查被审计单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与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资产、电子数据等；

　　（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与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有关的事项；

　　（四）向金融机构查询被审计单位的各项存款，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

　　（五）在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或者封存的措施；

　　（六）发现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且制止无效时，通知财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直接相关的款项，责令被审计单位暂停使用已拨付的款项；

　　（七）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四条审计机关在被审计单位提供齐全的审计资料后，重大项目在90日内审计完毕，一般项目在45日内审计完毕。审计机关依法出具的审计报告、作出的审计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项目相关单位应当执行。　

　　财政部门应当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为依据，批复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拨付工程尾款。

　　第十五条审计机关对重大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结果，应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可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第十六条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审计后，认定被审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给予处理、处罚：

　　（一）擅自调整建设标准或者擅自扩大建设规模的；

　　（二）建设概算外工程的；

　　（三）工程结算多计或者少计工程款项，或者多付工程款的；

　　（四）施工单位偷工减料或者虚报冒领工程款的；

　　（五）侵占、挪用、转移、截留建设资金或者基建收入的；

　　（六）虚报投资完成额、虚列建设成本或者隐匿结余资金的；

　　（七）应计、应缴而未计、未缴各种税费的；

　　（八）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审计机关在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由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应当制作审计移送处理书，连同相关资料移送有关部门：　　

　　（一）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供货等活动未依法经过招标投标，或者违法分包、转包的；

　　（二）概算调整未按照规定程序报批的；

　　（三）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未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的；

　　（四）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保管、使用手续不完备，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

　　（五）因勘察、设计单位的责任造成预算严重失控的；

　　（六）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编制虚假工程造价文件，或者少算、高估冒算工程造价，或者串通虚报工程造价的；

　　（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有关部门收到移送处理书后，应当依法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十八条被审计单位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审计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中介机构和相关专业人员在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将审计中发现的违法和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按照规定的程序移送，任何人不得隐瞒或者阻扰。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荆门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