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 自然资源 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地位非常尴尬。《环保法》地位的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环保法》是1989年由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由国家环保机构负责起草修订的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实践中，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要素保护进行的，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必然与环保部门发生权力冲突。生态环境立法上如此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很多部门经常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往往互相争夺审批、发证、收费、处罚、解释等权限，闹得不可开交，而无利可图的则往往无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人为造成许多工作漏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
其次，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环保程序法，甚至连作为环境纠纷非诉讼处理重要方式之一的环境仲裁制度都无法可依，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而环境自力救济因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实践中受害者经常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又如，《环保法》第6条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时，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向何部门检举、控告以及有关部门对检举、控告处理的程序、期限、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未做出任何规定，最终使得该规定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就是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针对上述情况，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另外，在当前制定统一的环保程序法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针对环境资源法中实体性规定，通过在本法中或在其实施细则中及时地补充相应的、完善的程序性规范，以确保实体性规范的实施。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没有这一原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国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去除那种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评定干部政迹方面，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数据为标准。同时，执法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环境执法时做到勇于执法、敢于执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人民检察院环境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意想，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2000年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2004年9月23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管辖的海域以及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在本省管辖海域以外，造成本省管辖海域污染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海洋环境保护应当遵循海河统筹、海陆兼顾、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
　　第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海洋与渔业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海洋环境实施监督管理，保护和修复海洋生态，组织海洋环境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污染防治工作；负责所辖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以及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按照职责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
　　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海事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第五条 海洋与渔业、环保、海事等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对海洋污染事故或者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可以进行联合调查、联合执法。
　　因陆源污染物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或者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环保部门或者海事部门调查处理时，应当吸收海洋与渔业部门参加。
　　前款规定的海洋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海洋与渔业部门调查处理时，涉及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的，应当吸收其他监督管理部门参加。
　　第六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环境监测等海洋环境保护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逐步加大资金投入。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鼓励海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七条 省海洋与渔业部门应当会同省环保等有关部门拟定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并按程序报批后实施。
　　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海洋与渔业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保等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拟定本行政区域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并按程序报批。
　　重点海域名录由省海洋与渔业部门商有关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八条 沿海设区的市以上的海洋与渔业部门应当定期发布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或者专项通报。
　　海洋与渔业等部门应当向环保部门提供编制环境质量公报所必需的海洋环境监测资料；环保等部门应当向海洋与渔业部门提供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有关的资料。
　　第九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实施防治赤潮灾害应急预案，做好防治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海洋与渔业部门应当加强赤潮监测、监视、预警、预报和信息发布；发生赤潮时，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逐级上报省海洋与渔业部门。
　　单位和个人发现赤潮时，应当及时向当地海洋与渔业部门报告。
　　第十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
　　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危及人体健康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可能受到污染损害的单位和公众通报或者公告。
　　第十一条 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可以划定为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选划、建设和管理，由省海洋与渔业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以及重点海域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半封闭海湾、河口兴建影响潮汐通道、行洪安全、降低水体交换能力以及增加通道淤积速度的工程建设项目。
　　采挖海砂、砾石或者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资源的，应当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不得擅自改变海岛地形、岸滩及海岛周围海域生态环境。
　　第十三条 海水养殖应当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划定的养殖区域，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养殖用药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农药、兽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第十四条 沿海设区的市以上海洋与渔业部门应当定期对黄河口、胶州湾、莱州湾等海洋生态敏感海域进行海洋生态调查和评价。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海洋环境容量、海洋功能区划和国家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制定本省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计划。
　　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计划，制定当地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六条 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必须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并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排污费应当纳入财政预算，专项用于海洋环境的整治与恢复。
　　第十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重点海域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建设和完善排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或者其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滨海酒店、宾馆、医院等单位应当将产生的污水经处理达到规定的标准后，纳入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未纳入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应当自备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未经处理或者经处理未达到标准的，不得排放。
　　第十八条 港口、码头、石油开发以及船舶制造、维修、拆卸企业等用海单位应当防止污染物、废弃物进入海域，并清除本单位用海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废弃物。
　　第十九条 从事海上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生产、生活废弃物弃置海域。
　　滨海从事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进行处理，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第二十条 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船舶垃圾接收、船舶清舱、洗舱作业活动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在港口、码头和利用海上装卸设施从事散装油类、有毒有害液体货物装卸作业活动的，必须依法编制污染应急计划，并配备相应的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
　　港内作业的船舶和在港内停泊三十日以上的船舶，应当对其污水排放设备实施铅封措施。
　　第二十一条 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由海事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清除、打捞或者拖航等应急处置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属于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的，由海洋与渔业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处理海难事故的费用，依法应当由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承担的，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及时缴清；未缴清或者未提供相应担保的，不得开航。
　　第二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登记表（以下简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海洋与渔业部门审核后，报环保部门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沿海陆域内新建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化学制浆造纸、化工、印染、制革、电镀、酿造、炼油、岸边冲滩拆船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工业生产项目。
　　在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盐场保护区、海水浴场和沿海重要的渔业水域内，不得新建排污口。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海洋与渔业部门核准，并报同级环保部门备案，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批准立项的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以及跨设区的市的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省环保部门、海洋与渔业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批准或者核准；其他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沿海设区的市环保部门、海洋与渔业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批准或者核准。
　　第二十五条 环保部门在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海洋与渔业部门在核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前，必须征求海事部门的意见；涉及军事禁区、军事保护区的，必须征求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 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环保部门、海洋与渔业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专家、公众的意见。
　　第二十七条 环保部门和海洋与渔业部门发现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有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的，应当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改正等补救措施；建设单位自己发现有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的，也应当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根据后评价结论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或者核准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经依法批准从事填海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防止海洋污染的有效措施，不得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生活垃圾、医疗垃圾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填海。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洋与渔业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治和恢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扣押违法作业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或者重点海域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
　　（二）采挖海砂、砾石或者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资源，未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
　　（三）在半封闭海湾、河口兴建影响潮汐通道、降低水体交换能力或者增加通道淤积速度的工程项目的；
　　（四）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生活垃圾、医疗垃圾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填海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清除本单位用海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废弃物或者将生产、生活废弃物弃置海域的，由海洋与渔业部门指定有关单位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用海单位承担，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
　　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和其他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时，未依法予以制止或者未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
　　（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海洋与渔业部门审核而予以批准，以及海岸、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核准前未依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
　　（三）违反规定或者越权审核、批准、核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四）海岸、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核准，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其建设的；
　　（五）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海岸工程，是指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以上，为控制海水或者利用海洋完成部分功能，并对海洋环境有影响的工程建设项目。
　　（二）海洋工程，是指工程主体和工程主要作业活动位于海岸线以下，并对海洋环境有影响的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