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221号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海域使用管理，维护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毗邻海域持续使用特定海域3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以及本办法所称的临时用海活动，适用本办法。军事用海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负责海域使用的有关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涉海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做好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海洋功能区划
第五条海洋功能区划是海域使用管理的依据。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合理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省、设区的市和县（市）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渔业、交通、海事、建设、水利、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保等有关部门，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上一级海洋功能区划和国家制定的海洋功能区划技术标准及规范，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毗邻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
第七条省海洋功能区划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设区的市海洋功能区划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县（市）海洋功能区划由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并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复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设区的市、县（市）海洋功能区划应当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海洋功能区划的修改，由原编制机关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提出修改方案，报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海域功能。
经国务院批准，因公共利益、国防安全或者进行大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的，可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文件修改省、设区的市和县（市）海洋功能区划。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因公共利益、国防安全或者进行大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的，在不违反全国和省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可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修改设区的市和县（市）海洋功能区划。
第九条海洋功能区划经批准后，批准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批准之日起60日内向社会公布；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部分除外。
第十条养殖、盐业、交通、旅游等行业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滩涂围垦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
第三章海域使用论证
第十一条单位或个人需要使用海域的，应当在提交海域使用申请前，委托具备海域使用论证资质的单位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材料。
第十二条海域使用论证材料分为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和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下列海域使用项目必须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
（一）填海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项目；
（二）需要依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修改海洋功能区划的用海项目；
（三）在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用海项目；
（四）在重点养殖区、海水浴场等区域附近的用海项目；
（五）围海、建筑堤坝（不包括海塘建设）、设置海底障碍物等严重改变海床地貌或海水流场的用海项目。
除前款规定的项目外，其他不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海域使用项目可以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第十三条对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所列用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制完成后，编制该报告书的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对报告书进行评审。
参与评审的专家从省级以上海域使用论证专家库中随机产生。省级海域使用论证专家库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经专家评审后，编制该报告书的单位应当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和专家评审意见是海域使用审批的重要依据。
依照环保法律、法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用海项目，应当依法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对已经完成环境影响评价的用海项目，有关单位在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时，应当直接引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和结论，防止重复论证。
第十四条海域使用论证的具体技术规程和管理办法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海域使用的申请与审批
第十五条按照申请与审批程序确定海域使用权的项目用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拟申请的海域用途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二）拟申请的海域尚未依法设置排他性海域使用权，或者拟申请的海域用途不影响他人依法行使排他性海域使用权；
（三）拟申请的海域没有使用权纠纷；
（四）拟申请的海域没有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海域使用申请；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海域使用的申请与审批应当遵循属地受理、逐级审核、按批准权限审批的原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是海域使用申请的受理和审核机关。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是海域使用的审批机关。
按照批准权限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审批的海域使用项目，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签署意见。
第十七条单位和个人需要使用海域的，应当向该海域所在的县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海域使用申请。
申请使用的海域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向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海域使用申请。
第十八条申请使用海域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海域使用权申请书；
（二）海域使用论证材料；
（三）相关的资信证明材料；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材料。
第十九条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海域使用申请时，应当出具书面受理凭证。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海域使用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逐级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跨行政区域的项目用海，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对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理的海域使用申请，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初审时,还应当征求毗邻该海域的下一级人民政府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海域使用依法实行分级审批。
下列项目用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由国务院审批：
（一）填海50公顷以上的；
（二）围海100公顷以上的；
（三）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700公顷以上的；
（四）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
（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项目用海。
第二十二条下列项目用海，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一）填海50公顷以下（不含本数，下同）的；
（二）围海50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的；
（三）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500公顷以上、700公顷以下的；
（四）省政府规定的其他项目用海。
下列项目用海，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
（一）围海50公顷以下的；
（二）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200公顷以上、500公顷以下的。
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200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
第五章海域使用权
第二十三条海域使用申请经依法批准后，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登记造册，并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
第二十四条海域使用权除按照申请与审批程序取得外，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也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方式取得。
禁止以任何方式出让国家公布的军事用海区、海洋自然保护区、重要渔业区、生态脆弱区以及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控制海域。
第二十五条海域使用权的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方案，由县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制订，经县级人民政府和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方案时，应当对拟出让使用权的海域进行评估并征求同级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六条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工作完成后，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中标人或者买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成交确认书约定的期限内签订海
域使用合同。中标人或者买受人履行海域使用合同约定的缴纳海域使用金义务后，方可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手续，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中标人或者买受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
第二十七条海域使用权的取得、变更或者终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登记。经登记的海域使用权，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八条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合理使用海域，不得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重新报批。
海域使用权人负有保护其所使用海域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在使用期限内，不得从事违反有关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条海域使用权人在批准的海域使用年限内，可以将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继承或作价入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转让、抵押、继承海域使用权的，海域使用权人或者继承人应当向原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由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将海域使用权出租或作价入股的，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具体登记、备案办法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期满未申请续期或者续期申请未获批准的，海域使用权终止。
海域使用权终止，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交还海域使用权证书，并依法办理注销登记。
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原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拆除用海设施和人工构造物（永久性建筑除外）。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收回海域使用权：
（一）无正当理由使海域闲置满两年的；
（二）因公共利益、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需要的。
海域使用有关批准文件和海域使用合同应当包含前款规定的内容。
第三十三条因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收回海域使用权的人民政府应当对海域使用权人给予相应的补偿。具体补偿办法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六章海域使用金
第三十四条海域使用权人必须依法缴纳海域使用金。海域使用金可以一次性缴纳或者按年度缴纳。
海域使用金缴纳的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财政、价格部门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下列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
（二）非经营性的航道、防波堤、锚地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
（三）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
前款规定的项目用海，其海域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或者抵押。
第三十六条下列用海，经省财政部门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公用设施用海；
（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
（三）养殖用海。
省财政部门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具体的减免办法。
经批准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用海，如需转让或者出租，应当报经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并补缴海域使用金的减免部分。
第三十七条财政部门是海域使用金的管理机关，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是海域使用金的代收机关。
海域使用金由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取;国务院批准用海的，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取。收取海域使用金，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海域使用金必须缴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其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七章临时用海管理
第三十八条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临时用海活动，应当办理临时海域使用证。
第三十九条申请临时用海应当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海域使用申请书；
（二）海域使用界址图；
（三）资信证明。
海域使用申请书格式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四十条县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和审批临时用海申请；跨行政区域的临时用海申请，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和审批。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审批后对同意临时用海的，应当在10日内将审批结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意见书面通知申请人。经审批同意的，发给临时海域使用证。
第四十一条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临时用海，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影响国防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
（二）不对海洋生态环境有较大损害；
（三）不妨碍其他合法用海活动；
（四）该海域未设置海域使用权。
第四十二条经批准的临时用海，不得擅自改变海域用途，不得转让、抵押、出租。
临时用海期限届满，无特殊理由不得续期。有特殊情况需要续期的，应当重新办理临时用海批准手续，且续期不得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的，应当依法办理长期用海审批手续。
临时用海期满时，该海域的临时用海活动应当停止。原用海单位或个人应当拆除临时用海设施和构造物，恢复原状。
第四十三条经营性临时用海的海域使用金依照同类型海域使用金年缴纳标准的25%收取，并按照规定纳入海域使用金专项管理。
第八章监督检查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应当加强对海域使用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域使用金缴纳、入库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在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海域使用的文件和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海域使用的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海域现场进行勘测；
（四）对涉嫌违法使用海域的行为进行调查时，责令当事人不得变卖、转移与案件有关的财产物品；
（五）责令非法占用海域的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秉公办事，文明执法，并为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监督检查行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妨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九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应当办理登记、备案手续而未办理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所使用海域面积每公顷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办理临时海域使用证而未办理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海域使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修改海洋功能区划的；
（二）不按照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海域功能批准用海项目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域使用申请不予受理或者对不予批准的海域使用申请未依法说明理由的；
（四）违反本办法规定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
（五）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六）不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收取或减免海域使用金以及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海域使用金的；
（七）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十章附则
第五十一条2001年12月31日前已经使用海域，2002年1月1日以后继续使用，并且保持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项目，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且无权属争议，具备权属
登记条件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确定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金自发证之日起收取；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停
止用海活动，恢复海域原状，逾期不停止用海活动或不恢复海域原状的，按照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处理。
第五十二条海陆分界线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执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河（江）海界线的划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本办法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1998年4月1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98号）同时废止。
论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
丘云卿 丘荣城 余筠源（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
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代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代理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