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信托法/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追及权/优先权/物权保护机制
内容提要: 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是信托法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厘清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有助于我国信托立法将受益人权利纳入到物权法的保护范畴中，从而对确立受益人权利更有效的保护机制和受益人权利有效行使的方式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信托受益人权利物权保护机制之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１）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追及权；（２）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优先权；（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替代物之权利。


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信托财产的受益权移转于受益人，[1]从而使受益人获得针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2]是信托法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受益人权利的保护方式以及权利保护的充分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信托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争论

尽管信托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制度，但要确切地阐明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法律性质是很困难的。[3]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问题，一直是信托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早期观点

信托受益人权利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是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学理争论的理论意义不大，而对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合理定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信托受益人权利定位于财产性权利，[4]那么，当受托人破产时，受益人就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是因为，如果信托受益人仅对受托人享有对人权，那么，当受托人破产时，受益人与受托人之普通债权人一样并无任何优先的权利；而如果受益人对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享有财产性权利，则有权使信托财产不受受托人之普通债权人的追索。

早期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学者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争论主要在于该种权利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

１．对人权。以英国信托法学家梅特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必须是对人权，因为信托受益人的衡平权利不能对抗后续的、不知信托存在的、支付了资产之对价的善意购买人。[5]这种善意购买人享有绝对的、非受限制的、不可反驳的抗辩权和不可反驳的请求权。[6]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信托的历史发展来考量的。起初，信托受益人仅能对抗最初的受托人而非善意的第三人。随着信托利害关系人群体的出现，信托受益人享有了对抗除善意的、支付对价的、未被告知信托存在的购买人之外的一切人的权利。该种观点将信托受益人之权利视为对人权，主要是因为该种权利不能对抗善意的、不知情的、支付对价的购买人。

２．对物权。由于传统的对人权观点无法诠释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追及权，因此，对人权的观点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其中，美国信托法学家斯科特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对物权，因为它能够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尽管有些例外。”[7]例如，支票的所有权人被认为享有支票之对物权，尽管他可能不能对抗支票之持有人。斯科特认为：“既然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的追及权，那么就可以说，他享有了对物权这种财产性权利，这种对物权远远超过了对人权。信托受益人拥有所有权的利益，而不必受普通法对财产所有人限制的约束。”[8]而且，在“贝克诉阿彻希案”[9]中，英国议会上院对信托基金上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判断没有采用对人权的理论。在此案中，英国议会上院中大多数人认为受益人是信托基金的唯一受益所有权人。此案判决书中所形成的观点成了以后案件的判决依据。美国学者博格特等认为：“受益人权利是财产性权利，受益人权利的移转即具有财产权移转的效力，而非一方负有义务。”[10]还有学者认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权利，该种权利具有物权性质，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除善意受让人以外。[11]

（二）现在观点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有人试图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例如，英国学者汉伯里将信托受益人之衡平利益视作混合权利，认为“受益人权利的行使受善意受让人原则的限制，因而并非是完全的对物权”。[12]然而，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因不动产登记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在不动产登记之前如何，在登记后，受益人权利性质上就是对物权，因为登记实际上是向一切不特定的人公示信托财产以及与不动产有关的交易目的。

一般而言，信托是财产权与债权的混合体：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基金或资产的受益利益或受益所有权，该种权利在性质上是财产性权利，因为它约束获得该信托资产法定权利的第三人。但是，由于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个人义务即管理信托义务，因此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信托资产承担个人责任。

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现在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享有要求受托人实施信托和管理信托财产之衡平所有权。信托受益人权利似乎是介于对人权和对物权两者之间的混合性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认为：“信托受益人享有对人权，在有些情况下也享有对物权。”[13]在马歇尔看来，信托受益人的衡平权利很显然有一些财产性权利的特性但非绝对。因为信托受益人不是唯一的所有权人，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分离的一部分赋予了受托人，受益人的财产性权利兼具对人权和财产权的特点。正如汉伯里所言：“衡平权不是完整的财产权，因为它受善意受让人原则的制约；它也不是纯粹的对人权，因为它可以对抗受托人以外的其他人（如已被告知受益人利益存在的受让人）。”[14]这种观点将混合性权利中对人权定位于受益人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权利。

还有主张信托受益人权利为混合性权利的学者认为，对物权是指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而非指对抗整个世界任何人的权利（除善意的、不知情的、支付对价的购买人以外）。信托受益人有权根据信托条款的规定享有衡平财产权利，信托文件可以规定特定受益人享有信托基金中指定部分特定形式的权利。信托受益人对受托人因违反信托义务将信托财产转让所获得的价金享有追及权。同时，信托受益人也享有对人权，该种对人权是指针对违反信托义务之受托人的权利，而非指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信托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返还因违反信托义务所转让的特定财产，或赔偿受益人所遭受的损失。信托受益人也可以要求明知信托存在而取得违反信托义务所转让的财产或不诚实地协助受托人实施违反信托义务行为的第三人对其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该种观点将混合性权利中的对人权定位于受益人针对受托人的请求权。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最好是将信托受益人权利视为自成一类的权利，而不是试图将其归入均不尽合适的分类中”[15]“与其将受益人的权利进行不恰当的分类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16]

不过，现在一般认为，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或其收益享有财产性权利。信托一旦设立，从其设立之时受益人就对信托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财产性权利。该种财产性权利可以对抗财产的后续持有人，而且受益人可以追踪至原始的财产及其替代财产，当然，受让人未被告知存在信托利益且支付对价的除外。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而处分信托财产，那么受益人有权追及至信托财产转化成的资金或任何替代财产或从受托人本人或妨害信托的任何第三人处获得与信托财产价值相当的补偿。如果受托人破产，而该信托财产可以确定的话，受益人仍然享有其上的利益并有权对抗受托人的普通债权人。[17]“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处分信托财产时，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请求权，而且当信托财产到达受让人手中且无法回到受益人手中时，受益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受托人提起违反信托义务之诉讼。”[18]这实际上是赋予受益人的救济手段。这种对人权是救济权，是对受益人的物权受到侵害时所赋予的救济权。总之，受益人的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世的、持续的和可强制执行的权利。

二、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定性

信托法学界之所以会产生对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争论不休的情形，是因为对人权与对物权的概念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情形而采用不同的含义引起混乱所造成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将信托受益人强制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的权利看做是纯粹的对人权，并以善意受让人原则对受益人追及权的限制来否认受益人的对物权。由此看来，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对对人权与对物权概念的统一理解，而这又关系到对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合理定性。下面分述之。

（一）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判断标准

美国学者奥斯汀将对物权界定为“对抗一切人的权利”，而将对人权界定为“对抗特定人的权利”。[19]斯科特将对物权界定为“对世权，同时对世人施加了义务；世人为一切不特定的人或数量不确定的人”，并将对人权界定为“对抗特定人的权利，同时对特定人施加了义务”。[20]英国学者彭纳认为，财产法上的权利都是赋予给人的权利。对人权直接针对特定的人，而对物权只是通过与特定物的关系而使人之间产生联系。对物权和“物”的联系似乎仅仅在于，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中人的关系只能通过与某个物的联系来确定。[21]“对物权是指赋予人的，可以对抗任何他人的权利，与对物权相关的义务总是消极的，即禁止性的义务；对人权是指赋予人的，只是对抗特定人的权利，与对人权相关的义务有些是消极的，有些是积极的，即应为的义务。”[22]虽然对物权是针对物的而不是对人的权利，但对物权是可以对一切人行使的。对物权中的“物”作为权利的载体和权利义务连接的媒介，起到了确定对物权之权利范围的作用。对物权本质上是物权，是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权利。[23]

由此观之，某种权利要成为对物权，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这些要件也是对物权与对人权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其具体应包括：

揭开公司人格的面纱

栾桂平


　　在审判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案例较多，常见的有开办单位或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法院直接判令开办单位或股东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是随着公司的增多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并呈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就如何认定滥用公司人格—揭开公司人格的面纱作一粗浅探讨。
　　一、什么是公司人格滥用
　　公司人格滥用是指控制股东利用股东以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和公司以全部资产独立承担责任的规定，以自己的意志操纵公司的意志，使公司成为控制股东的傀儡，从而使公司成为自己逃避债务、规避风险的工具。按照公司法的一般原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严格分离，这种分离一是表现为财产上的分离，即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分离，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二是表现为人格上的分离，股东与公司系完全独立的人格，股东仅代表个人意志，公司的运营由公司独立决定。公司人格滥用的构成要件包括：公司经工商机关注册成为独立的法人，存在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控制股东以公司的行为代替自己的行为，公司人格滥用行为产生了控制股东逃避责任，债权人提起控制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之诉。
　　二、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方式
　　1、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到位或者甚至达不到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公司资本是公司正常营运的物质基础，是公司人格独立的重要条件之一。以公司方式组织经营，但又不具备足额资本，可以认为出资人利用公司制度逃避股东个人的责任。现代公司法对设立公司的最低资本额的规定较低，一个资本不足的公司如果从事具有风险的商务运作，实际上是将损失的风险转嫁给公司债权人。
　　2、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是公司已失去独立人格的集中表现。这种情况较多发生在小规模公司和母子公司中，公司与股东或者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发生财产、业务的混同，是对分离原则的严重背离。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如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任意抽逃资本，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或账目混在一起没有明确界限，股东随意为个人目的使用公司财产等，这实际上是对财产层次上分离原则的背离。（二）公司与股东经营行为混同。即股东不是按法定方式行使其权利，而是任意干预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使公司丧失经营自主性，这实质上是对经营层次上分离原则的背离。由于财产、经营的混同导致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公司被作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或工具，易使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公平地位，并可能导致其权利落空。这种情况大都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
　　3、利用公司人格逃避契约义务或其他债务。股东利用公司形式从事经营活动，在公平、诚信的前提下，严守分离原则，即可享受有限责任的特权，分散经营风险。有些公司债务累累，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以其财产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或其他企业法人，并将经营所得转移至新设公司或企业名下，使原公司成为空壳，用来对付债权人索债，公司独立人格显然已被滥用，成为股东回避契约义务的工具。这种金蝉脱壳的现象在审判实践中颇为常见，但因新公司在设立时往往由自然人使用现金作为出资，法院不能掌握其内部的资产转移的证据而不能判令新设公司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颇为无耐的现象。如果放任自流，将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
　　4、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律义务。公司法存在强制性条款，给予公司股东和公司强制性义务，股东和公司应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但控制股东利用公司的法人人格，人为地改变了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达到规避法律义务的目的，从而导致法律规范本来的目的落空。 　
　　三、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认定的法律要件
　　1、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体是公司的控制者、操纵者。控制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中固有的便利条件，往往能够较为便利地控制、操纵公司，所以控制投东成为滥用行为最常见的主体。除了控制股东，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经理，只要实际上控制、操纵了公司，都可以成为滥用行为的主体。所以，无论是控制股东还是其董事、经理，只要实际控制、操纵着公司，就有可能成为滥用公司人格者。
　　2、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在客观上突出地表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操纵。特定主体要想使公司形式成为其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首先必须对该公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如果特定主体对公司不拥有控制权，当然无法利用该公司形式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从而也就无法以公司的独立人格为挡箭牌，逃脱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控制、操纵公司的方式多种多样，这种方式可以是股权式的，即通过控制公司的绝对或者相对多数的股份来控制、操纵公司；也可以是非股权式的，如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和优势和能力而控制、操纵公司；还可以是行政干预式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的参与和干预来控制、操纵公司。但无论何种方式，这种外在的控制和操纵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从而使公司丧失自主性、独立性，失去独立人格的基础，也只有如此，公司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
　　3、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从法律标准上看，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以违反法律规定特征的。这是区分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股东出于经济交往中限制风险责任的需要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后者通常表现为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市场经济中，这是法律制度下经济自由的体现，显然不能因为纠治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而过度地限制经济自由，以至于危及法人制度的基础，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在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认定中，必须严格区别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
　　4、在主观方面，滥用公司人格行为通常表现为恶意。即滥用者有意识地把公司人格作为非法活动的工具或手段，借以规避法律、逃避契约义务。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形式上看是公司的意思、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特定人的意思和行为，只不过借用了公司的形式，用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逃避契约义务则是指特定的人或公司为逃避自身已有的契约义务，而将其财产转移给受其控制的公司，使契约义务无法得以履行；或者为摆脱契约内容对其不得为某一行为的限制而成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公司。
　　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在审理有关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的纠纷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不囿于公司已经取得的独立法人地位，或者直接追究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注册资金范围内的责任，或者不视其为法人而追究股东、开办单位的责任。在确有证据证明实为一套班子，数块牌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无视其数个牌子下各自独立的公司人格，而将其列为共同被告，追究实际控制、操纵者的责任。由于上述探索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的一般原则，体现了公平精神，解决了一些审判实践中的难题。新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的该款规定直接揭开了公司的面纱，为直接判决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要大胆探索，既要依法保护公司的健康运营，也要追究滥用公司人格者的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栾桂平
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