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zhangyaowei197@sohu.com）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直是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界和学界仍然存在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界逐渐形成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使之与单纯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致的观点。但是就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根据上是否已经可以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予以廓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两个条文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字面意思，很明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但何为“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学说上仍然存在争议。就精神损害，外国和台湾地区民法谓之“非财产上损害”，从立法例的体系上解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并不涵盖精神损害。
但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垢病。多数学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预防诉讼的过分拖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在程序上稍别于单纯的民事诉讼，但其本质功能仍然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纠纷，因此其与单纯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区别的根据和必要。此外，不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纯的民事诉讼，均属于程序法，其着重点在于规定诉讼的程序，而非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实体法的任务，并非作为程序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解决的。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依照民事实体法而非按照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上述关于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观点，只是学界的观点，并无法律上的实在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完全局限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１〕７号）实施后，有人根据该解释第十二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提出了法释〔２００１〕７号实际上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但是，随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不但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可能性，而且同时规定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彻底粉碎了认为法释〔２００１〕７号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后，有人根据第三十六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又提出了该解释实际上废除了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和法释〔2002〕17号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其出发点和愿望当然是良好的，但是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正如法释〔２００１〕７号不能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法释[2003]20号仍然不能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和法释〔2002〕17号。虽然这样解释并符合上面所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本意所在，但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修改之前，超越法律文义可能涵盖的范围之外去解释法律，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良好，其结果都将是违反国家现象法律的，因此也不会得到也不应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否则法制的统一将成为一句空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在本质上没有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苛求最高人民法院超越法律行使司法解释权，如果那样将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在实际上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现实法律的无奈。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随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去完成，而不能由最高人民法院越俎代庖的去进行司法解释。



中国 吉布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布提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李肇星阁下的邀请，吉布提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兼与议会联络部部长阿里•阿卜迪•法拉赫阁下于2003年8月17日至23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此访是继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阁下2001年访华后的又一次重要访问，必将对中吉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这次重要访问期间，李肇星部长阁下与阿里•阿卜迪•法拉赫部长阁下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曾庆红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唐家璇阁下分别会见了法拉赫部长阁下。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吉布提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兼与议会联络部关于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协议》。法拉赫外长还拜会了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布提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布提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二、双方满意地看到，建交24年来，中吉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持续发展，两国在政治、经贸、文教、卫生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同情和支持。

　　双方一致认为，巩固和加强中吉友谊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表示将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促进人员交往，推动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继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吉方重申，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不与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不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中方重申，赞赏吉布提为维护国家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所作的努力，表示愿继续为吉国家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赞赏吉为在非洲之角营造对话与和平气氛所作的努力，支持（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在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基础上，为公正、持久地解决索马里问题而提出的倡议。

　　四、双方认为，在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处境更为艰难。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共同发展。发达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方面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五、双方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双方愿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六、双方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反对恐怖主义要有综合战略、标本兼治，强调解决好发展和地区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双方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愿与国际社会在反恐斗争中开展合作。

　　七、双方指出，谋求和平、稳定与发展是当前非洲形势的主流。中国政府支持非洲国家成立非洲联盟和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非洲国家在新世纪实现振兴与发展而作出切实努力。

　　八、双方谈及巴勒斯坦问题，支持实施“路线图”计划，以便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为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最终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九、双方一致认为，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间集体对话和磋商的重要机制，将对中非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双方对论坛成立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满意，相信通过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将于2003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十、法拉赫外长邀请李肇星外长在方便时对吉布提进行正式访问，李肇星外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