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月29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1年7月24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五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所辖区域界限如需变动，须由上级国家机关与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协商拟定，并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和平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教育他们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在本县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实施婚姻法，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社会主义家庭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提倡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老爱幼的美德，依法保护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禁止任何虐待和遗弃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行为。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族人民进行国防意识的教育，做好征兵、民兵、拥军优属工作和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支持驻县人民武装警察搞好部队建设。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禁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涉婚姻、家庭和国家行政司法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速本县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社
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本县各民族选民依法选举产生。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及比例，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土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土家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要尽量配备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内，自行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自治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工作人员时，要优先招收当地人员；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和批准的招收工作人员指标内，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定点定向从边远乡村的农业人口中择优招收适当数量的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从本县各民族特别是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优惠政策，采取特殊措施，引进资金、技术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为本县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者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对在自治县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给予民族地区的生活补贴；按政策规定对离退休人员的生活、福利给予适当照顾。企业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有土家族公民担任院长或副院长；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土家族公民。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要有土家族公民担任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土家族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应当用本县通用的语言文字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本县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努力为各民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抓好畜牧业和林业，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加速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切实加强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根据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加强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允许他们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继续存在和发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保护和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征用土地和个人用地，须报经有关国家机关批准，严禁乱占、滥用土地。农民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地、饲料地、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筹集农业发展资金，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加强对非耕地的开发利用，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烤烟、油菜、花生等经济作物；努力办好农副产品加工业，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认真搞好封山育林，严禁毁林开荒，逐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逐步退耕还林，保持生态平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鼓励集体、联户或个人承包荒山、荒坡、河滩植树造林，并给予技术上的帮助。集体、联户或个人承包后发展的林木，允许依法转让、继承和自主处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油桐、乌桕、柑桔、蚕桑、五倍子等经济林木，有计划地逐步建立经济林木基地，并建立健全相应配套的加工生产体系。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林政建设，严禁乱砍滥伐，严防山林火灾，加强林木病虫害防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水源林、风景林、行道树及县内现有原始林、珍贵稀有动物、植物的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山、草场和其他饲料基地的建设，严禁毁草开荒，大力发展畜牧业，引导和帮助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以白山羊为主的畜离生产和家庭副业；建立健全疫病防治、品种改良、饲料加工和产品运销等畜牧业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畜离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民办公助的原则，领导和帮助农民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现有水利设施的维修、配套和管理，不断提高灌溉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县境内乌江流域及中、小型水库的管理，大力发展渔业，鼓励和扶持集体或个人，在不影响农田灌溉的前提下，利用山塘、水库、稻田和其他水域发展渔业生产，严禁破坏水产资源和水利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水力资源和煤炭资源，优先发展以电力和采煤为主的能源工业，实行多种办电形式，积极兴修中、小型电站，鼓励集体和个人集资办电。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企业法，对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保障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职工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帮助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造，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税收、信贷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在技术、信息、管理、销售等方面提供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摊派、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财产，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制关系和隶属关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和具有民族传统的轻工业和手工业，逐步提高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和措施，提供方便条件，大力发展经济技术联合，鼓励县外组织和个人到自治县独资、合资兴办企业、事业。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本县的矿产资源，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煤炭、铅锌矿、莹石等矿产资源进行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未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开采和转让。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水陆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加强乡村公路和邮电通讯网的建设和管理，严禁损毁公路、乌江航道和邮电通讯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县境内的航运管理，充分利用乌江优势，大力发展水上运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国营、集体、个人兴办航运企业，提高运输能力，促进商品流通。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旅游事业，抓好对乌江山峡、溶洞及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不断完善多成分、少环节、有秩序的商品流通体制，充分发挥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在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展商品经济、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医药企业，享受国家在利润留成、贷款利率、商品分配、自有流动资金、价格补贴等方面的照顾。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享受国家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各项优惠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增加投入等特殊措施、加强对贫困乡村的扶贫工作；根据国家规定，在信贷方面给予照顾，在资金、物资、技术和人才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生产，逐步脱贫致富。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县的人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安排地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城乡建设的规划管理，逐步建设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具有民族特点的城乡小集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实行防治污染与生产建设同步进行和谁污染、谁负责治理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物价管理，根据国家规定的物价政策，可以自行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严禁哄抬物价和压级压价。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大力扶持出口商品生产，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并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在外汇留成和使用等方面的优待。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使用属于本县的财政收入及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方面，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在上级国家机关合理核定财政收支基数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补助
。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若因严重自然灾害或者上级国家机关政策性变化及其他原因出现财政收支不平衡时，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非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民族机动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用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县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的项目，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减税或免税。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逐步健全乡、镇一级财政实体，制定财政收支的管理办法，对自治县所属乡、镇的财政实行分级包干制，其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核定或调整。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金融机构积极筹集、融通和合理使用资金，巩固完善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本县的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经管理，严格财经纪律，支持审计部门依法行使审计监督的职权。

第五章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本县的教育规划，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初等义务教育；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中等教育；加强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扫除文盲；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多种办学形式，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集体和个人集资、投劳兴办各种教育事业；提倡勤工俭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全部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截留教育经费。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努力办好民族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逐步为特别贫困的乡和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学校。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和完善各种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举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和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班，为本县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创造条件办好教师进修学校，有计划地培训教师，提高教师素质，建设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对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边远山区任教，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各级各类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依法保护其场地和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逐年增加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投入；逐步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充实科研人员，增加科研设施，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积极措施，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科技人员的培养、培训工作，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鼓励他们为本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偿和无偿服务。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民间文艺活动；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收集、整理、研究、出版民族书籍；建立民族档案
，做好民族史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加速广播、电影放映、图书发行等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中国革命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遗址、红军渡遗址、金角洛夫陵墓等革命历史文物和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逐步完善各级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培养、充实医务人员，增加医疗设备，努力改善边远地区的医疗条件；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和
妇女、儿童、老年人的卫生保健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民族中医药的研究、应用工作的领导，依法加强对医药卫生和食品卫生的监督和管理，严禁生产和销售假药、劣药。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办医，允许经卫生部门考核合格的民间医生按照国家规定开业行医。取缔非法行医。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推行计划生育，依照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采取行之有效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增加体育设施，开展群众性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活动，提高体育运动竞技水平，培养体育人才，增强人民的体质。
第六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与毗邻地区的团结协作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基本方针，加强民族法制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鼓励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同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按照法律和政策妥善解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支持各民族人民开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每年11月23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经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党群团体、企事业单位、武装力量和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六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1991年7月24日
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


周?娅


摘要：在现实生活中，诈骗罪和盗窃罪是两种多发犯罪，有时候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一些近似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诈骗行为和盗窃行为交织的时候，可以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是否由其处分行为所导致”作为犯罪行为定性的标准之一。
关键词：诈骗罪 盗窃罪 处分行为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两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犯罪，这两种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客观方面。通常情况下，诈骗罪和盗窃罪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在二者彼此交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加以区分。本文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认为诈骗罪和盗窃罪的的区别在于：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结果。如果被害人最终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自己的处分行为，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反之则以盗窃罪论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女，30岁，河南南阳市人，小学教师。
被告人陈某在广州市买得假金项链一条，于1998年3月15日来到上海。当天她在上海商场金店，见柜台里放有一条重24.09克，价值人民币4600.30元的金项链，与她买的假金项链式样相同，遂产生以假换真的邪念。她随即到黄埔商业大厦买得金坠一个，签字笔一支，并将金坠的重量标签涂改为24.09克系在假金项链上。然后又返回上海商场金店，以挑选金项链为名，乘售货员不备之机，用自己的假金项链换了真金项链。次日，陈某将金项链卖掉，获赃款1000元。尔后，陈又前往广州买得假金项链11条、假金戒指9枚及涂改液等物品，于同年3月26日返沪。3月28日陈再次来到上海商场金店，采用上述手段，以假换真换得一条重11.09克、价值1218.30元的金项链。当天，陈又以同样手段调换一条重19.78克、价值2213.90元的金项链时，被售货员发觉，当场将其抓获。案发后，陈某认罪态度尚好，能积极退还赃款。
陈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用假金项链换取真金项链，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装购买金项链，在挑选时乘售货员不备，以假换真，秘密窃取金项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三种观点认为，陈某为非法占有金项链，既采取了欺骗行为，又采取了窃取行为，两种行为分别构成了诈骗罪和盗窃罪。其中诈骗是手段，盗窃是目的，两者具有牵连关系，按照处理牵连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应以其中法定刑较高的盗窃罪定罪处罚。（上述内容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①也就是说，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对事实真相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出于真实的内心意思而自愿处分财产。在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得被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又导致被害人做出了有利于行为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上，欺诈行为是起因，是行为人所有活动的集中。错误认识不仅是连接欺诈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中介，也是行为人的骗财行为能否得逞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不足以使被害人对事实真相产生误解，被害人自然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却对行为人有益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处分行为是结果，它实现了财产在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转移，使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最终得逞。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窃取是指以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首先，窃取的手段是和平的，窃取行为只针对财物而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以此与抢夺、抢劫等取财行为相区别。其次，行为人取得财物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即被害人是不愿让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至于窃取行为是否秘密则在所不问。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窃取财物时多不为被害人察觉，但并不是所有窃取行为都是在被害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保安人员在监视器中看到窃贼窃取财物。再次，窃取行为是排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的过程，倘若只是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关系而未能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便不是窃取行为。
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虽然实施了欺诈行为把金坠的重量标签加以涂改，系在假金项链 上，用以“偷龙转风”，换取真的金项链，但陈某最终取得金项链的手段是乘售货员不备自行调换，假金项链所起的作用是为陈某的盗窃行为作掩护，使得盗窃行为发生后不会被即时发觉。真金项链占有关系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售货员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于陈某，而是在没有防备情况下，被陈某乘机调包。因此，窃取行为才是陈某犯罪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陈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此外，陈某的行为也不属于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犯一罪，其方法或结果行为触犯他罪名的犯罪。具体说，行为人的目的，仅意图犯某一罪，实施的方法行为或实施的结果行为，另外触犯了其他的不同罪名，其方法行为或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这种犯罪现象就是牵连犯。②构成牵连犯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行为人实施的两个行为都必须是分别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其中一个行为不能独立成罪，就不能成立牵连犯。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在实施盗窃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的确有以假乱真的欺诈行为，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使售货员陷于认识错误，从而处分财产。陈某的欺诈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不能单独构成诈骗罪。因此，陈某的行为不能成立牵连犯，谈不上从一重处断的问题。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所导致的，这是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关键。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界定，就不难区分。即使是在诈骗行为和盗窃行为相交织的犯罪活动中，只要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过程中其关键作用的手段是什么，也不难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有学者认为，“被害人是否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③笔者认为，“陷于错误认识”是成立诈骗罪的前提条件，是界定诈骗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要素。如果不是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自己的财产的，则相对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诈骗罪。本文探讨的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陷于认识错误”是被害人处分行为题中应有之意，无需再特别加以表述。否则，会把人们注意的重点转移到“错误认识”上去，而事实上关键在于处分行为。
在一般的诈骗行为中，通常只涉及到加害方和被害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处分”的含义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但是在遇到诈骗中的特殊情形——三角诈骗时，就需要对“处分”的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了。在三角诈骗中，除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以外，又加入了没有过错的第三人，而且被行为人欺骗是第三人，不是处分财产的被害人。其中最典型的是诉讼诈骗。行为人以欺骗的手段让法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判决，并因此而不法得财或得物。在诉讼诈骗中，被欺骗的只有法官而已，被害人本身非常清楚事实的真相，是不会被欺骗的。行为人是利用法官手中的公权力，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这就与通说对诈骗罪的描述有了些许的差别，被害人对财产的处分不是基于错误认识，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压力。有学者这样解释诉讼诈骗：“欺诈行为的对方只要求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④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欺骗的目的是获得财物，无论被欺骗的人是否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只要具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或地位，行为人的目的都能够实现，这与直接欺骗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并取得财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例如：甲经常出入超市，发现购物者付款后，总是丢弃发票或收据。某日，甲在超市捡起妇女乙的购物收据，要求乙把所购之物交还，乙怒斥，与甲争吵。超市召警，警察无法分辨真相，要求乙交出所购物品给甲，因为甲有购物凭证。事后有人指出，甲曾在其他超市，使用同一手段，多次不法获得财物。有学者认为，甲成立盗窃的间接正犯。甲利用不知情的警察在处理事端时，对于乙形成心理压力而交出财物。乙在此种情况下交出财物，没有同意的效力。乙的持有被破坏，甲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持有。甲不成立诈欺罪，是因为乙的“内在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不是处分财产。⑤笔者认为，本案的情况类似于诉讼诈骗。甲和乙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仅凭甲手中的购物凭证，乙是不会交出财物的，也就是说，甲的欺诈行为对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甲利用了毫不知情的警察。虽然在本案中，警察没有权力决定财物的归属，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警察是公权力的代表，警察的介入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乙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即使明知事情的真相也只有无奈的交出财物。问题的关键在于乙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否是对财物的处分？“处分”应当如何理解？该学者认为，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乙的“内在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是迫于警察造成的心理压力，而不是乙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这种交出财物的行为不是对财产的处分，因此也就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一项，它的行使攸关财产的命运，传统民法认为这一权能只能由所有人自己行使，非所有人不得处分他人的财产。处分财产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做出这一行为时其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本案中，乙交出财物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心理压力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因此，乙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其“处分”行为是无效的。笔者认为，处分行为有效要求的是意思表示真实，只要当事人对自己交出财物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清楚的认识交出了财物，那么他的意思表示就是真实的，处分行为也是有效的。本案中，尽管乙处分财产的行为是由于警察的介入而被迫做出的，不符合其内心情感，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为乙对自己的行为是在处分财产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且自愿做出了处分的行为。如果像该学者所说的，在面临心理压力情况下所做的决定是“内心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的决定，是无效的，那么所有的法院裁决，行政裁决的执行都是无效的。因为纠纷的处理结果必然损害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纠纷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自己遭受利益的损失，在执行有损自己利益的裁决时都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即“内心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的处分行为岂非都是无效的？其实，只要对处分行为及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认识做出了处分行为，哪怕这种处分是有违内心情感的，都应该认为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总之，关键不是“愿不愿意”，而是“知不知道”，当然，“知道”的前提是对事实真相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在对处分行为没有认识时，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其处分行为无效。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被害人没有处分行为，所以行为人取得财产的行为与盗窃无异，只成立盗窃罪。

参考文献：

①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页。
②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页。
③ 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④ 同①，第780页。
⑤林东茂：《诈欺或窃盗─ 一个案例的检讨》，《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

Abstract: In our ordinary life, the crime of fraud and the crime of theft happen frequently. There are some common points between them. After analyzing some cases, this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whether the property loss resulted from the aggrieved person's act of disposition could be the criterion of condemnation, when a case involves the two crimes above.
Key words: the crime of fraud , the crime of theft , the act of disposition ,


作者：周?娅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刑法专业200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