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外商投资企业董事的义务

柏立团

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作为股东的代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不存在股东大会，所以董事会实际上还担负决策这一企业经营中最为核心的职能。随着董事权力的扩张，客观上要求强化与其相适应的义务与责任。但是，中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几乎没有关于董事义务的描述，《公司法》对董事义务的规定也比较抽象、概括。 要想建立起完备的董事义务制度体系，就必须以《公司法》为基础，通过制定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公司章程来实现。本文旨在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两个方面来阐述外商投资企业董事的义务，以期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一、《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的义务
（一） 忠实履行职务的义务
董事应当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以公司的整体利益为前提，避免与公司发生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全面而公正地披露其与公司订立的合同中的权益，以适当的知识、经验和应有的技能，谨慎勤勉地履行职责。
《公司法》第59、60条对董事的忠实义务作了如下的描述：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董事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董事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不得将公司资产以个人名义或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董事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二 ）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同公司进行交易的义务
这里的交易是指利益冲突交易，即董事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公司进行的交易。在存在利益冲突的场合，董事有可能因为一方的利益而去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进行交易或订立合同。对于外资企业而言，董事是否可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
（三） 竞业禁止义务
不同的利益主体从事具有竞争性的营业一般均会导致利益的冲突，而且对于公司董事而言，若从事与公司竞争性的业务还可能导致滥用公司的商业机会。为此，世界各国的公司法中普遍都有关于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该营业或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二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的义务
公司章程是由股东共同制定的规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基本规则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重要文件，公司章程经股东按法定程序制定后，就成为公司的行为规范，对股东、公司、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都有约束力。由于公司章程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公司的 “宪法”。
　　　由于《公司法》对董事的义务的规定较为简单、概括，所以公司章程非常有必要对董事的义务作出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对董事义务的规定，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至少还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一）与董事有利害关系的人与公司交易限制的义务
　　公司法只规定了董事本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同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而未涉及到与董事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我们应当看到，在一项和公司相关的交易中，尽管不存在董事本人的抵触利益，但是如果与董事有着血缘的、 经济的、社会的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对某一交易存有抵触利益的话，也会影响到该董事对该交易的判断，进而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此种交易是否被允许，在公司法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必须对此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公司章程至少应该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董事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向董事会披露该交易。该交易是否被许可，由董事会作出决定。
　　与董事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包括：董事的近亲属；董事的配偶的近亲属；董事担任高级职务的公司或与其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人，如董事及其近亲属对其享有重大债权或负有重大债务者。
　　（二）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禁止之义务
　　对于董事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的禁止规定，我国《公司法》中没有涉及。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和竞争化的经济，公司的经营信息和商业机会是公司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篡夺公司的商业机会是对公司潜在收益的掠夺。董事作为公司的代表，必须忠诚地保护公司利益而不应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没有任何理由篡夺公司的商业机会。
　　因此，章程应该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侵占或者接受本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当然，章程亦应对商业机会的范围和董事合理利用公司商业机会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三） 在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利的义务
　　未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任何董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行事。董事以其个人名义行事时，当第三方善意合理地认为该董事在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的情况下，董事应当事先表明其立场和身份。
　　董事作为公司的代理人和善良管理人，应当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事，以保护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如果董事越权代表公司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如：
　　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或者为他人谋取利益；
　　未经批准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有关的佣金；
　　不得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直到其成为公开信息；
　　个人重大事项披露的义务，如个人负有较大数额的债务尚未清偿等。


司法解释若干问题刍议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公司部部长 谷林树律师

[摘 要] 在我国，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很少的几个决议和法律，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相对薄弱。出于制度面和实务面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虽然对弥补我国法律可执行性的不足，促进审判和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违法嫌疑。笔者试图就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加以说明，并就消除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法 最高检 合法性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从现实情况看，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拟对司法解释的制定依据、种类、法律性质以及现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于下列法律规范：
1.《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于1955年6月23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其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该决议现已失效。
2.《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并发布，其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该决议现行有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有1954版和1979版之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中并未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及其1983年修订版、1986年修订版、2006年修正版，均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2006年修正版现行有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该法于2006年8月27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三号公布。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该法现行有效。

二、司法解释的种类

我国现有司法解释，按其制定主体划分，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察院联合行政机关或社会团体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司法解释的法律性质

虽然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地制定和使用，但作为完善和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只提到法律解释，而对司法解释则只字未提。反而是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其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从此推断，司法解释属于规范性文件的一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第三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
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不得同法律规定相抵触。
综合上述，司法解释的法律性质可概括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这种规范性文件不应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四、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第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抗诉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执行司法解释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实行监督。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希望并要求其制定并颁布的司法解释能具备普遍的约束力，并能被下级机关在工作中广泛地加以适用。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工作，虽然从司法实践层面看，的确对弥补法律法规的不足、限制法官或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并减少类似案件在处理结果上出现很大的差异，促进我国法制统一，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从法律角度看，笔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多方面问题：
1.从宪法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职权进行了划分。该法将解释法律权力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法律的权力，更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将其自身享有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转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司法解释制定的法律依据（参见本文第一条所述）看，我国司法解释的制定，其主要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现已失效）、《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这四部法律规范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系由全国人大通过外，其余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既然宪法并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转授予解释法律权的权力，故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通过的法律规范中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有违宪之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虽然由全国人大通过，但该法中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该规定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仅仅是针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解释权，该解释权是针对个案情况所作的具体解释，只对个案具备约束力，不应具备普遍性约束力，否则，将导致司法解释在实质上演变为法的一种形式，并使制定司法解释活动在实质上演变为一种立法活动，这将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职权分工的设计，也颠覆我国国家级重点规划法学教材中关于法律渊源的理论[如张文显先生主编的司法部“九五”国家级规划重点教材《法理学》第三版中所列举的法律渊源中并不包括司法解释[1] (P133-137) ]。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共同发布司法解释的做法，实际上是赋予了该等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参与对审判或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权，而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并未赋予任何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此等力，并且也未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其自身职权与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分享的权力。故此，此类联合司法解释不仅违法，更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明目张胆的破坏。
3.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内容，存在侵害行政权之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拍卖机构收取佣金的比例，这有侵犯物价主管部门职权之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民][1991]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该规定有侵犯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管理权之嫌。
4.依照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既然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则其并不适合从事对法律的解释工作，更不适合制定并颁布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否则，人民检察院将兼具立法者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而这会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精神，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家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利，甚至会滋生检察机关的权力腐败和司法专横，不利于塑造检察机关公正廉洁的社会形象，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良性健康地发展。

五、改进建议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应从制度面和实务面寻找原因及解决办法。从制度面看，我国立法技术和水平相对落后，立法质量和效率相对低下，立法机关对立法前瞻性研究不够精准细致、参与立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使得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有其实际和积极正面的意义。从实务面看，我国疆域广阔，法院和检察院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各级法院或检察院的人员受地方保护主义、个人对法律的理解、个人私利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针对类似的案件可能会得出差别很大的处理结果，为制约此类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工作中应用法律的具体问题做出解释。
笔者并不反对制定司法解释，关键是该等解释工作，应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并应符合我国宪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性质和职权范围的定位。为此，对于现行司法解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下列建议，供相关单位参考：
1.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通过整合机构和人员，提高立法技术、立法质量和效率等方式，切实地行使我国宪法赋予其制定法律、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缜密性、准确性和可执行性。
2.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限期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收回。
3.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对审判工作中具体问题的个案性解释范围内。
4.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进行整理和审查。此类司法解释内容不违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转为法律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发布并实施。
5.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禁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并禁止最高人民法院与行政管理机关或社团联合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对确需发布新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的，可由最高人民法院草拟好该司法解释草稿，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名义发布并实施。